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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南峰，张家乐

阿曼的绿色转型困局

随着经济绿色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铺开，石油成为奄奄一息的霸权。4月6日，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Sebastian Castelier）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Orient XXI）撰文，分析了阿曼苏丹国面临的社会经济转型困境，从个案角度说明了经济高度依赖于油气收入的中东产油国在应对世界能源体系深度突变时的艰难突围之路。

卡斯特利耶认为，经济“绿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电动汽车的销量直线上升，西方国家首都街道上的环保出行普及化，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承诺到2035年停止生产内燃机汽车，这预示着交通运输电气化的到来，而目前全球2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来自交通运输。

与此同时，阿曼2021年的预算60%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矿藏产生的收入。因此，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意味着其主要收入来源的逐渐减少和其发展模式的深刻修正。

法国-阿曼俱乐部主席亚历山大·布里安（Alexandre Briand）分析认为：“油价的波动不再是（阿曼）健康经济的基础。”自2014年开始阿曼经济就深受石油市场动荡影响，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其雪上加霜，该国债务收入比飙升至极高水平，从占GDP的5%升至2020年的80%以上。参与2011年“阿曼之春”的活动人士伊斯梅尔·穆克巴利（Ismail Al-Muqbali）说：“面对大流行和油价下跌带来的挑战，许多阿曼人意识到旧的体系已经捉襟见肘。”

前任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阿勒赛义德（Qabus bin Said Al-Saïd）承诺的改革如今被活动人士描述为“权宜之计”，未能治愈该国对石油横财的依赖，也未能为世界能源体系的深度突变做好准备。卡布斯苏丹在2020年1月10日去世后，阿曼进入了海萨姆·本·塔里克·阿勒赛义德（Haitham Ben Tarek Al-Saïd）的独裁领导。而这个国家想知道，它是否会成为全石油时代的最后堡垒之一？或者转向所谓的“清洁”能源？还是两者同时进行？

卡斯特利耶分析道，阿曼将太阳能和风能视为污染发电厂的可行替代品，并认为这是一石二鸟之举，既可以把本国描绘为能源过渡运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把原本用于当地电力消费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到出口市场。目前阿曼是在能源转型问题上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2018年占比低于3%，苏丹希望在2030年能达到30%。

正在进行的有许多项目，包括阿曼南部与也门接壤的佐法尔省（Dhofar）的一个大型大型风力发电场，在单人住宅、大厦和办公楼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阿曼能源效率中心的落成典礼。未来，该国希望以“绿色”氢的形式输出电力。氢气通常被视为运输和重工业脱碳的必要工具之一。但是，目前氢的价格仍然过高，在世界能源结构中还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

尽管如此，阿曼并不打算放弃碳氢化合物市场。虽然交通运输对石油的需求最终一定会枯竭，但目前全球范围内每日石油需求仍达到10亿桶。同其他波斯湾国家一样，阿曼是世界上开采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并打算把竞争力较弱的国家排挤出市场，以确保它将生产供全世界消费的最后几滴石油。面对要求结束石油霸主地位的国际舆论，这个苏丹国正指望向石化工业——尤其是塑料、合成纤维和杀虫剂——继续谨慎地出售其石油。

就像其邻国沙特阿拉伯打算将庞大的沙特阿美（Saudi Aramco）集团转变为石化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一样，阿曼也想在国际石化行业中为自己开辟一个利基市场。力瓦塑料工业集团（The Liwa Plastics Industries Complex）计划每年生产150万吨聚乙烯。海湾石油化工和化学品协会（Gulf petroleum Chemicals and Chemicals Association）表示，2019年至2030年期间，对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将“比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快4倍”。同时，阿曼还指望其液化天然气储量，这是一种注定要在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能源。

与能源市场的新定位相伴随的，还有旨在摆脱多年来逐渐形成的“食利者心态”的改革。这一巨变的标志之一是，新君主加快了推行经济决策的速度，这在他的前任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征收增值税、部分取消水电补贴、强制年纪最大的公务员退休、对富人征收所得税，这在以免税工资著称的地区还是首次。一个拥有政治学学位的年轻女性穆尼拉（Munira）对其国家的困难有着清晰的认识，她告诉记者：“老实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苏丹优先发展的行业是旅游、运输和物流、农业、渔业、制造业和采矿业。

然而，苏丹的意图很可能与民众的心态相左，后者习惯于依赖以慷慨工资和低工作量著称的公共部门。尽管2019年四分之一的阿曼人受雇于公共部门，然而这一趋势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旨在促进年轻人创业的宣传活动似乎正在产生效果。2019年至2020年底，全国中小企业注册数量增长了14%。然而，在清洁能源领域，阿曼远不能与其邻国阿联酋竞争，后者是专门从事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的区域中心。

伊斯梅尔·穆克巴利认为：“目前的经济改革可能是积极和必要的，但我认为应该进行公开辩论。”尽管活动分子欢迎苏丹大胆的经济改革，然而阿曼仍然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自2021年1月起，一项新法律要求议会成员向部长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必须保密。议会由普选产生，但没有立法权。穆尼拉说:“有些人根本不相信议会能发挥任何作用，他们要求解散议会以节省开支。”

她对民众和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讨论渠道”感到遗憾。与其他海湾国家一样，阿曼的管理机构将石油带来的意外之财重新分配给国民，以换取他们对王室的绝对忠诚。她补充说:“我们试图通过推特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没有人真正在听。”阿曼安全部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进行低调镇压，在社交网络上诋毁活动人士，并逮捕那些被认为在推特上过度批评权力结构的人。

卡斯特利耶继续写道，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减少国家对碳氢化合物生产的依赖也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生物有机化合物最大的工业排放来源，而这是引发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的疑似元凶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为，部分由这一工业部门造成的大气污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健康危害，全世界九分之一的人死于大气污染。

阿拉伯-波斯湾人民很少知道的是：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二十个国家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占了六个。尽管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意识有所增强，但正如波士顿咨询集团进行的一项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大部分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是蒙昧的，或者是错误的。因此，25%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地球有积极的影响。天然气和石油行业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地方当局控制的媒体和密切监视的社交网络所忽视。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尽管对环境有害，然而正是“黑金”让阿曼恢复了经济繁荣，就像曾经阿拉伯奴隶贸易确保了这一地区的繁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80万名非洲奴隶在东非被俘后，大部分通过也门和阿曼的港口被运送到海湾国家。这个古老的海洋国家成功地从奴隶贸易商转型为石油出口国，海萨姆苏丹面临一个世纪前他的前任们所遇到的挑战：在当今世界，舆论指责阿曼的不义之财。

气候危机的补偿政治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领导人气候峰会举行。

在上周四为期两天的虚拟气候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这一目标远比十年前奥巴马提出的目标更为激进。而在气候峰会之前，美国民主党议员上周二也重新推出了绿色新政决议。

针对气候问题，异见杂志的《圆桌：气候危机的补偿政治》一文指出，气候峰会上的承诺与绿色新政是同时应对美国国内不平等问题与气候危机的办法，但在全球共患难的气候问题上，这一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应该局限于美国国内，而应基于全球的角度。

圆桌称，如果要预测气候危机的未来影响，这次的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完美的参照，它使我们可以预测，即使在全球范围内经历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对此的回应可能依旧会是退回各自国界内、牺牲全球南方，以保护全球北方的经济和公民。即使如此，新冠疫情也深深地影响了全球北方，使得全球北方内部的种族、社会、性别的不平等问题更明显，而相较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气候危机带来的差别影响将会更赤裸。

将新冠疫情视为气候危机的快照与预览后，再来考虑如何面对气候危机时，该圆桌认为人们需要考虑补偿性政治（Reparative Politics），将不同国家的历史责任纳入考量，将其视为气候政治的必要面，而不是一个慈善性质的附加品。这一观点与全球北方的不少国家内部喧嚣不断的生态法西斯主义，以及只考虑某些特定企业的利益和自身国家利益的竞争框架相对立。

圆桌提到，联合国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中有两项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污染者承担（the polluter pays），并且该公约承认一方面全球南方比富国承担的责任要小，另一方面全球南方还面临贫穷和不平等的危机。在这一共识下，虽然当前的“2050年达到净排放为零（net zero by 2050）”可能是最具有野心的提案，但它其实帮助了富国逃避责任。因为它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忘记公平吧，因为公平不能帮助达成目标，最重要的是最快地完成目标。这个逻辑的问题在于，即使不关心公平问题，但实际在气候问题上，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排除了公平而得到提升。这一逻辑下，在缺乏同等的技术与资金的情况下，富国做得比它们应做的要少，责任最小的全球南方国家则做得更多。

圆桌还讨论到了债务与环境危害如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公共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协议如何限制了全球南部国家的政策和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圆桌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政府在公共卫生、气候政策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必要的投资。最新的例子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厄瓜多尔政府大幅度紧缩公共卫生方面的开支，在建议被采纳执行后，不出意料的，厄瓜多尔爆发了最严重的新冠疫情。这种债务负担一方面激励着短期的经济思维，另一方面限制着长期的经济规划，而在气候议题上，它也限制着像绿色能源过度所需的公共部门的建立。在面对这一困境时，全球性的绿色新政必须包括消除政策的条件、降低主权债务，并最终取消它。

引用文章：

[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ahead-bidens-climate-summit-lawmakers-relaunch-green-new-deal-2021-04-20/

[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4/22/biden-climate-goal-congress-484141

[3]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eparative-politics-for-the-climate-crisis-a-roundtable

责任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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